精读新疆 | 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 “大一统”观的历史书写

　　张亚华 孙文杰

　　“大一统”一词最早见载于《春秋公羊传·隐公第一》：“元年，春，王正月。元年者何？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？岁之始也。王者孰谓？谓文王也。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？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”此“大一统”，意谓“统治秩序”。可见，“大一统”观念根植于浩瀚的中华历史长河之源，后又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最高政治理想，不断开创“大一统”的新局面，具有深远而广博的意蕴。

　　有清一代，统治者和修史者尤为重视对“大一统”的历史书写，并将“大一统”思想融入史书文本中。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后，每每军功告成，皇帝即令方略馆收集有关该事件的上谕档案、大臣奏疏等纂辑“方略”，以达到宣扬彼时中央政权的赫赫武功及巩固统治之目的。从康熙朝至光绪朝，共纂修二十五部方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乾隆朝纂修的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全面呈现了清政府统一西域的整个历史过程，深刻反映出“大一统”思想的核心内涵。

　　政治一统：以彰底定西域之绩

　　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，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统一天山南北，底定西域。在此过程中，清政府将一系列相关国家大事宣谕中外，于是太学之碑、磨崖之铭、《西师》之诗、《开惑》之论、《方略》之书等皆成为清政府记录统一历程的肯綮指要之载体。

　　在清政府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中，康雍乾三帝均将“大一统”作为最高政治理想，并在统一西域及随后的治疆实践中贯彻这一思想，这对清朝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，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叛乱已成为“大一统”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，大一统局面由此达到顶峰。

　　乾隆提及组织编纂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的宗旨是为了将统一新疆进程中的忠义之士载入史册：“故此书之辑，率因忠魂义魄，不忍令其泯灭无闻，具载以志之，而犹不在于扩土开疆之为也。”“大一统”思想贯穿其始终，“天下一体”“中外一家”“天下共主”等观念在文中也多有体现。

　　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通过对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叛乱历史进程的系统阐述，从理念上确立“天下共主”“中外一家”的大一统思想；从制度上建立军府制行政体系；从实践上推行多元治理与一体化发展相结合的政策，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西北疆域的历史基础，深刻反映清政府在边疆治理上的政治智慧。故而，清政府完成统一天山南北、安定西陲的大业，不仅仅是犁庭扫穴的军事胜利，更是“大一统”思想在边疆治理中的成功实践，对推动国家政治一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
　　经济一统：以固“本富”之源

　　为将“大一统”理念付诸实践，清朝中央政府在对新疆的治理上始终遵循“因俗而治”的原则，即“修其教，不易其俗；齐其政，不易其宜”（《礼记》），并将这一思想主张贯彻到具体的治边举措中，以服务于国家统一。

　　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：“是故本富为上，末富次之，奸富最下。”“本富”为依靠农业致富。在农耕文明的大背景下，清代历任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恢复和发展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。在统一新疆之前，清政府在新疆的屯田主要为筹集军粮服务于军事行动，进而为用兵西北做物质保障。

　　统一之后，为重新恢复当地的经济发展，巩固在新疆的统治，乾隆帝在总结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，定下“武定功成，农政宜举”的策略，把农业的恢复当作是社会经济复苏的首要任务，不单把屯田看作是经济政策，甚至是看作重要的军事边防策略。为此，清政府在新疆开展了前无古人的屯田之举，以固“本富”之源，不仅屯田范围遍及天山南北、参与屯田的人数创历史之最，而且屯田效果也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。仅是屯田种类，就有“兵屯、民屯、回屯、旗屯、犯屯”五种之多，成为史上最为齐全的屯田门类。而这一切，最终促使新疆屯田成为维护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、边防稳固、政治稳定的安边之策。

　　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，参赞大臣阿桂列款具奏伊犁增派驻防屯田各事宜：“伊犁屯田，原属次第办理，除现在回人三百名外，舒赫德又派回人五百名，于来春起程。其续派之二百名，仍令酌量。若能一起前往甚善，如不能，则竟于秋收后发往，庶回人不致竭蹶。而伊犁粮石，亦可节省。至本年所收粮石，既足官兵一千人之食，则来年增垦，可以类推。”在清政府的努力下，新疆屯田出现了“绝塞无不可耕之土，荒陬无不习耕之人”“龙堆极望，锹锸如云”的蓬勃发展局面。毋庸置疑，清代新疆屯田事业的发展有效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，并促使彼时的屯田目的由“裕军需、省转输”服务于军事行动进而转变为维护统一、巩固边防。

　　文化一统：以昭“同文”之盛

　　“同文”一词首见于《礼记·中庸》“今天下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”，意谓“文字的统一规范”，是先秦时期“大一统”思想的体现。至清，“同文”之意进一步拓展，与多民族国家治理相结合形成新的文化内涵：“清代‘同文’并非用某种文字取代某种文字，而是多民族语言共存、合璧使用。”（冀子冰等：《清代多体合璧模式与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研究》），且“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文在同一行政体系内可以基本互通无碍”（马子木等：《“同文之治”：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》），以此推进清代“大一统”的历史进程。同文之书、同文之碑、同文之印、同文之匾等作为多语种合璧的载体，均是清政府实行文化一统的见证。

　　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五月，清政府初定准噶尔，“其大兵所过地方，有应行勒石之处及伊犁地方应建丰碑，并请御制碑铭。敬谨镌石，以昭盛典，并开馆纂辑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昭示奕祀”（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）。其中，闻名于世的《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》碑文运用满、汉、蒙、藏四体合璧，共同书写清政府平定达瓦齐叛乱之伟绩，垂示永久。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的《西域同文志》更是运用满、汉、蒙、回、托忒、藏六体合璧，以昭“文治之大同”；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一书，亦各有满、汉文本。

　　“印信”，为旧时公文文书所用印记的通称；“印记”，即“图章钤记”（《辞源》），是政府机构和官员行使职权的法定凭证，更是政治权威与社会信用之载体。清政府认为，统一后办理一切新疆事务文书，皆可钤用印记，以昭守信。铸发给各驻扎大臣的印信亦皆为满、汉、回三体合璧，体现各民族间的互相融合，多语种合璧的“同文之盛”，是清政府文化一统的具体表现方式。

　　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十月，乾隆皇帝命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，作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，统辖天山南北，随即颁给敕印旗牌：“银印虎纽，二台，方三寸三分，厚九分，兼满、汉、托忒、回四种字，满、汉文俱柳叶篆，托忒、回字不篆。”（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）伊犁将军银印虎纽为满、汉、托忒、回四体合璧，以此彰显其身份与权力。次年八月，乌鲁木齐办事副都统旌额理等疏奏增筑城工告竣，请旨颁赐嘉名，并准军机处兼书满、汉、蒙、回四体合璧，刊榜悬挂。

　　清政府颁发的各印信、匾额等文字均采用多体合璧的形式书写，以昭同文之盛况。“同文”亦是清朝统治者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现实需要，是清朝“大一统”政治理念的文化表征，更是多民族共融的具体表现，有效地维护了清代中央政权的统治秩序。

　　政治一统、经济一统、文化一统，三者相辅相成、一体相融，共同绘就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中“底定西域”的壮阔历史图景。此书对“大一统”观的历史书写，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，更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有裨益。

　　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“大一统”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“‘大一统’思想始终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传统”（费孝通：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》）。将“大一统”理念付诸实践，更是自古以来我国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和壮大的澎湃动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