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铭”记新疆

　　□仲嘉亮

　　在昭苏县格登山的峭壁之上，一方《平定准噶尔勒铭碑》历经两百余载风雨，碑文中“遂尔翦除，厄鲁特氏”的字样虽显斑驳，却仍如一把利剑，镌刻着清代乾隆年间平定叛乱、维护国家统一的壮阔史诗。这方由帝王御笔题写的碑刻，不是新疆大地上唯一的“石质史书”——从东汉永和二年的《裴岑纪功碑》到清代的《左宗棠西征碑》，从龟兹古道的《刘平国刻石》到吐鲁番的《张雄夫人麴氏墓志》，新疆遗存的数十通古代碑刻，以石为纸、以刀为笔，将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经营西域、团结交融的历史，凝练成跨越时空的“铭文”。今天，我们重读这些碑刻，既是回望历史的足迹，更是以文化为纽带，践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厚的历史底气。

　　碑铭昭鉴：

　　千年不褪的统一底色

　　西域碑刻的诞生，从一开始就与“维护统一、安定边疆”的使命紧密相连。东汉永和二年（公元137年），敦煌太守裴岑率三千将士出征西域，诛杀北匈奴呼衍王，终结了西域四十余年的战乱，为当地带来十三年的安定。战后，他勒石纪功，写下《裴岑纪功碑》，碑文中“除西域之灾，蠲四郡之害，边境艾安”的字句，不仅是对一场战役的记录，更彰显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主权管辖，以及边疆军民渴望统一、厌恶分裂的共同心声。有趣的是，这一事件未见于《汉书》记载，正是这方碑刻，为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补上了关键一页——正如清代学者方朔所评，其字“雄劲生辣，真有率三千人擒王俘众之气象”，字里行间都是捍卫疆域的决心。

　　这样的“统一叙事”，在西域碑刻中贯穿始终。东汉永元五年（公元93年）的《任尚碑》，作为“西域第一碑”，记录了任尚平定边疆的功绩，其碑额“汉平戎（夷）碑”四字直白宣告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治理权；清乾隆二十五年（公元1760年）的《平定准噶尔勒铭碑》，则以帝王御笔的庄重，铭记了平定准噶尔叛乱、统一新疆的伟业，碑文中“天戈所指，荡涤无遗”的气魄，至今仍让人感受到国家统一的不可撼动；清光绪年间的《左宗棠西征碑》，更是近代中国抵御外侮、收复新疆的实证，碑刻中“平定阿古柏叛乱”的史实，印证了“祖宗疆土，当以死守，不可以尺寸与人”的家国情怀。

　　这些碑刻不是孤立的“石头”，而是一条贯穿千年的“统一脉络”，是历史的“活教材”——它们告诉我们，维护国家统一、反对民族分裂，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历史选择，是刻在石上、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。今天，当我们在昭苏县格登山凭吊《平定准噶尔勒铭碑》，在巴里坤寻访《裴岑纪功碑》，本质上是与历史对话，从千年铭文里汲取维护统一的力量，让“边疆稳、国家安”的信念更加坚定。

　　碑铭流韵：

　　古今交融的文化润疆

　　西域碑刻不仅是“历史档案”，更是文化瑰宝。从书法艺术到文字演变，从内容题材到镌刻工艺，这些碑刻处处体现着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深度交融，为新时代文化润疆提供了最鲜活的历史样本。

　　东汉永寿四年（公元158年）的《刘平国刻石》，是西域摩崖刻石的代表。这方刻石记录了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带领6名汉人与羌人筑关修路的事迹，而其书法更是“隶变”时期的经典——用笔以圆笔为主，多篆籀笔意，既保留了中原篆书的古朴，又融入了西域的豪放，字随石势、参差错落，宛如一幅“石上书法画卷”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方刻石与中原的《石门颂》《西狭颂》同期，却在风格上既有呼应又有特色，证明了汉代书法艺术已在西域广泛传播，形成了“同源而异彩”的文化景象。

　　十六国时期的《沮渠安周造佛寺碑》，则是“北凉体”书法的巅峰之作。这方碑刻的字体介乎隶楷之间，横笔起笔出锋下顿、收笔带雁尾，竖笔向外拓展，既继承了东汉《熹平石经》的方正，又融入了西域的粗犷，被学者评价为“上启居延汉简，下启龙门造像”。更难得的是，碑文由夏侯粲撰写，文辞典雅，可与南朝《头陀寺碑文》媲美，说明当时西域文人既精通儒家经典，又通晓佛教文化，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、汉文化与佛教文化交融的直接见证。

　　新疆博物馆将《裴岑纪功碑》残碑、《张雄夫人麴氏墓志》等文物精心陈列，通过数字化技术让碑刻文字“活”起来；各地开展“碑刻书法进校园”活动，让青少年从《刘平国刻石》的笔意中感受文化传承；学者们对《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》的回鹘文与汉文双体铭文深入研究，揭示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历史——这些实践，都是对碑刻文化的当代传承，让千年铭文的文化流韵浸润人心，增强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。

　　碑铭聚力：

　　铸牢共同体的精神纽带

　　西域碑刻的字里行间，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“基因密码”。从《刘平国刻石》中汉人与羌人“共筑关隘”，到《沙南侯获碑》上汉、唐、清三朝文人“同石刻字”；从《张雄夫人麴氏墓志》反映的高昌贵族与中原文化的交融，到《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》体现的蒙古族亦都护政权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——这些碑刻记录的，是各民族共同开发新疆、共同守护边疆、共同创造文化的历史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坚实的历史依据。

　　《刘平国刻石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龟兹左将军刘平国，以永寿四年八月，将秦人（汉人）六，羌人百余人，共筑此关。”短短数语，勾勒出汉代西域各民族协作劳动的场景——汉人、羌人不分彼此，共同修建防御工事，守护丝绸之路的畅通。《张雄夫人麴氏墓志》的主人麴氏，是高昌王国的贵族，其墓志书法完全遵循中原楷书规范，碑文中“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”的称谓，体现了高昌领地对唐朝的认同。《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》则以汉文与回鹘文双体书写，记录了蒙古族亦都护家族“世守臣节”、归附中央王朝的历史，成为多民族政权共尊中央的见证。

　　我们通过解读《任尚碑》与《裴岑纪功碑》的“隶变”共性，看到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中共同发展；通过讲述《左宗棠西征碑》背后各族军民协同作战的故事，传承“团结一心、共御外侮”的精神；通过研究《沙南侯获碑》上吴大澂、潘祖荫等中原学者的题跋，感受西域与中原的文化共鸣——这些都是将碑刻历史转化为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。当新疆各族人民在碑刻前读懂“我们共同的历史”，就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：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家庭，祖国的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的家园。

　　站在格登山巅，远眺《平定准噶尔勒铭碑》，夕阳为碑亭镀上一层金边，仿佛将千年历史的光芒汇聚于此。这些西域碑刻，是新疆的文化名片，是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，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基石。新时代的新疆，正沿着“依法治疆、团结稳疆、文化润疆、富民兴疆、长期建疆”的道路稳步前行，而那些镌刻在石头上的铭文提醒我们：铭记历史、珍视团结、守护统一，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纽带更加牢固，让新疆的明天更加美好。